近日，界面新闻记者根据Wind统计发现，2014年上市银行合计实现利润总额1.73万亿元，同期所得税费用约4000亿元；9年后的2023年上市银行利润总额增加至2.4万亿元，但所得税费用却降至3200多亿元，实际所得税税率降至13.2%。今年上半年该税率小幅反弹至13.6%，但仍远低于25%的法定税率。
这主要归因于政府债投资、基金投资带来的免税效应。过去10年，中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其中大部分被商业银行买走。
在此背景下，政府债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大幅增长，至今年6月末工行持有的政府债规模已占工行总资产的两成；利润表中，免税收入持续增长，在利润总额增长的同时所得税反而下降。在未来几年，这一影响还将持续，但通过基金投资免税的模式可能面临变数。
17家实际所得税率低于10%，4家为负值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企业所得税率是企业应纳所得税额与计税基数之间（一般是税前利润或者利润总额）的比率，一般为25%，银行业也适用这一税率。但从实际情况看，上市银行实际所得税率都低于25%。
界面新闻记者根据Wind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所得税率最高的为华夏银行，为24.5%，紧随其后的是江苏银行。其余40家上市银行所得率均低于20%，其中16家所得税率低于10%。
值得注意的是，四家上市银行企业所得税为负值。比如江阴银行上半年利润总额为6.8亿元，而同期所得税费用为-0.5亿元，实际所得税率为-6.7%。在2018年，江阴银行也出现类似情况，当年该行利润总额6.1亿元，所得税费用为-1.7亿元，实际所得税率为-27.8%。
江阴银行在2018年年报中解释称，2018年度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的同时优化对闲散资金投资管理，积极响应政策，重点配置低风险的政府债、公募基金，导致本年度国债利息收入、公募基金分红等免征所得税收入大幅提高，高于应税收入，所得税费用为负数。但所得税费用为负数，并不意味不缴纳所得税，2018年度本行共支付的各项税费2.66亿元。
纵向来看，上市银行利润总额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所得税和所得税率却在下降。
Wind数据显示，2014年上市银行合计实现利润总额1.73万亿元（一些银行虽然上市晚，但因为在港股上市或发债，也披露相关财务数据），2023年为2.44万亿元，增长40%；而所得税费用由2014年的4000多亿下降至2023年的3200多亿，实际所得税率由23.3%下降至13.6%，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单家银行的上述指标走势也相同。比如交行2014年实际所得税率为22.2%，2023年下降至6.5%，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3.9%。
交行年报显示，实际所得税率低于法定税率主要受非纳税项目收益影响，而非纳税项目收益为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以及投资基金收益。这也是各家银行实际所得税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即购买政府债以及投资基金。
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即为净利润。受所得税减少影响，上半年诸多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高于利润总额增速，其中西安银行、长沙银行利润总额增速为负，但在所得税影响下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政府债改变银行报表
政府债根据相关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具体而言，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国债利息收入为免税收入；财政部、税务总局2013年印发的一份通知称，对企业和个人取得的2012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从近年的数据看，部分银行实际所得税税率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银行投资政府债规模的大幅增长，其中又以国有大行最为突出。
“国有大行资金成本低，因此可以持有更大比例的利率债，同时大行承担了更多地方债承销任务，有时为完成承销任务会主动认购地方债，成为了地方债的重要认购力量。”某股份行机构部人士称。
以工行为例，2012年末工行持有政府债的规模为0.87万亿元，至今年6月末增长至9.55万亿元，增长了近10倍。而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政府债券余额为73万亿元，这意味着工行一家持有政府债券就占全市场总量的13%。
与此同时，工行的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也“水涨船高”，2023年工行免税收入相比2012年增长了7倍。受此影响，工行虽然利润总额上升，但所得税费用反而下降，实际所得税率也呈下降态势。
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工行利润总额4219.7亿元，相比2012年增加了1100多亿元，而同期所得税费用反而下降了130多亿元，实际所得税税率下降9个百分点至13.5%。
工行在年报中解释，实际所得税税率低于法定税率，主要是由于持有的中国国债、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按税法规定为免税收益。
这是过去10余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度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缩影。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5年—2018年超12万亿元的地方债置换。
为了避免大规模发债对市场的冲击，监管部门提出采取定向承销的方式置换地方债，通俗地说，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对银行而言，其资产负债表上对融资平台贷款转变为地方政府债券，商业银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规模骤增。
以工行为例，2014年末工行几乎没有持有地方政府债券，但2018年末增长至3万亿元。
二是2020年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国债、政府债的新增额度大幅增加，其中2020年、2021年、2023年赤字率罕见地突破3%的警戒线。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2020年-2024年政府债新增额度合计超40万亿元，是此前五年的2.5倍。其中地方债额度高于国债额度，地方政府仍是加杠杆的主体。恰值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贷款利率下行，考虑免税、资本占用低的优势后，商业银行配置政府债的意愿也非常高。
以工行为例，2024年6月末工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的规模为9.55万亿元，相比2019年末翻倍，其中地方政府债券约占三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6月末工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约占工行资产的两成，创出历史新高。
整个行业也是类似。中债登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持有政府债55.4万亿元，约占政府债存量的75%，换言之，银行业买走了四分之三的政府债。
考虑到当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不足甚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去杠杆及地方债台高筑，市场普遍预计未来中央政府将是加杠杆的主体。近期已出现相关迹象：2023年中央预算罕见调整，于当年四季度增发国债1万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
市场预计，未来国债的发行规模将会大幅增加，年度政府债新增额度可能超过10万亿。为保证政府债的顺利发行，税收优惠政策仍将持续。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规模将继续增加，占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将上升，同时免税收入也可能增加。
定制基金免税的变数
除政府债外，银行投资基金也具有一定的“节税”效果。对银行而言，银行自营如果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信用债，收益部分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6%的增值税，税负超过30%；而借道公募基金，虽然需要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但免税的收益更大，因此银行、基金（获取管理费）双方都有动力参与。
举例而言，假设一家银行有10亿元的企业债投资额度，按照4%年化收益计算可每年获取4000万元的收益，通过基金投资企业债可节省增值税240万元、企业所得税1000万元（粗略计算，实际情况更复杂）；按照0.3%的资产管理费率计算，投资公募基金成本是300万元。不考虑其他费用，通过公募基金投资，银行可节约成本940万元，基金公司则赚取了管理费。
市场上甚至会衍生出委外定制基金的模式。在该模式下，银行有信用债的投资额度，便找到基金公司定制一只债券型基金，配置相关企业债，基金则托管在该银行。甚至投资的企业债也是银行指定的，基金公司只是一个通道。
除节税外，开源证券银行业首席研究员刘呈祥表示，银行自营投资公募基金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一方面是源于公募基金投研体系更加完善，投研实力相较于商业银行更强；另一方面，公募基金在债券投资方面可适当进行信用下沉和运用杠杆操作来提高组合的收益率。对于银行而言，强化银基合作可派生托管和代销手续费收入。
分银行类型来看，国有行投研体系相对来说更加成熟，委外基金投资比例相对较低，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基金投资占比较高。
以兴业银行为例，2015年末兴业银行基金投资规模为985.8亿元，至2021年末增长至约6000亿元。同期利润总额上升300多亿至953.1亿元，但所得税费用和实际所得税率有所下降：所得税费用下降11亿元，实际所得税率下降7.8个百分点至12.1%。
需要注意的是，这期间兴业银行持有政府债的规模也大幅增长，对降低该行所得税费用也起到重要作用。从规模上看，兴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要高于基金投资，2021年前者占总资产的12.7%，后者占总资产的6.9%。
这也是行业的普遍情况。2023年末上市银行基金投资规模约5.5万亿元，占总资产比例约为1.97%，而政府债占总资产的规模已超过10%。但政府债利率较低，而基金投资免税利率在30%左右，因此基金投资免税收入规模估计也不小，但目前无法准确测算二者带来的免税规模。
近期，市场传言信用债基免税政策将取消，但这并未获监管部门公开证实。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从“拉平监管”和“去通道”的角度考虑，未来确实存在取消基金免税的可能，但短期落地的可能性有限，操作性不强，还可能加大目前银行所面临的净息差压力，甚至放大市场波动，导致风险集中爆发，不符合稳步推进整改的要求。
刘呈祥认为，委外投资监管趋严后，部分基金投资占比较高的股份行和城商行受影响可能较大，可关注金融市场布局早、自营投资能力强、对委外投资依赖程度低的银行。
